“在所有发达国家中，美国对(新冠)大流行病做出了最糟糕的应对。”

7月8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在同罗汉堂秘书长陈龙进行的一场线上论坛上说道。

他指出，在本次疫情中，不论在对疾病的反应方面，还是提供疫苗等公共品方面，传统市场机制无法实现社会目标，政府必须设计合理机制，发挥补位和兜底的作用，弥补市场的不足。

马斯金因机制设计理论获得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该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设计一套规则，使得在给定经济或社会目标下，能够得出均衡的结果。他认为，机制设计理论可以运用在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等多个研究领域，以及各国的抗疫努力中。

近期，美国新冠病例数激增，引发全球关注。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截至美国东部时间8日上午，美国累计新冠确诊病例已超300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13万例，两项数据均高居全球之首。

对此，马斯金表示，美国政府对疫情的反应令人失望。他说，政府本应认识到疾病的严重性，并及早采取行动，隔离民众。但由于缺乏警惕性，新冠病毒在美国迅速扩散。此时，政府本应增加防护设备，尤其是口罩，并加强检测，有针对性地进行隔离和封锁，但这些措施真正落实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对此，陈龙表示认同。“很遗憾，根据罗汉堂开发的‘全球疫情经济追踪体系’(PET)，我们看到，在新冠肺炎的每百万人死亡人数这一指标上， 亚洲是每100万人中约有10人死亡，欧洲约为255人死亡，北美则约为367人死亡。北美目前居世界首位，这并非是医学能力的不足，完全是政府的反应机制出现了问题。”

美国检测能力不足是领导力有问题

马斯金认为，美国一直缺乏以针对性的方式去应对这种病毒，而是使用一些笼统的封锁和笼统的隔离，纽约、波士顿皆是如此，现在得克萨斯州也是这样。究其原因，他认为，这是因为美国的测试能力不足。

“假设我们每周两次给人们去做检测，我们就知道应该隔离谁，不应该隔离谁，这些没有病毒的人可以安全地回去工作，我认为这是美国政策中最大的失败。”

在他看来，检测能力不足的原因是政府领导能力差。

“恐怕现在美国联邦一级的领导层是我有生之年见过最糟糕的，我觉得联邦政府是很让人丢脸的。”他表示，期望选举之后领导层的能力可以得到改善，但他依然担心在选举前的这段时期，疫情会造成新的伤害。

马斯金指出，在供应检测试剂和医疗防护用品方面，已经有固定机制可以让供应商有动力以对社会最有益的方式进行生产。但要实施这些机制，就必须有足够大且有足够购买力的买方来增加试剂的供应量。

他认为，实际上，美国政府有足够的能力确保试剂充足。

“如果联邦政府拨款1000亿美元，让企业生产试剂盒，然后以极低价格将试剂盒重新分发给公民，那么每个人都可以接受检测，没有人会因为支付试剂盒而破产，而社会因此受益，远比付出的成本高。”马斯金说。

在疫苗问题上，马斯金指出，政府则可以扮演两个角色。一是，让制药公司有足够动力开发疫苗，比如，许诺成功后给他们高额奖励。二是，在疫苗开发成功后，政府购买疫苗，然后以低成本分发疫苗，这就确保了每个人都有能力获得疫苗。

在他看来，为实现上述目标，具体做法有很多：

一种方法是，政府在成功开发出疫苗前，提前宣布奖励事宜；

另一种方法是直接资助研究，通过市场机制和补贴来确保制药公司有足够动力来快速开发疫苗。

财政救助应该重点帮扶中小企业

疫情肆虐的4个半月来，全球经济遭重创，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运营压力空前巨大。各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货币和财政刺激措施，但能否真正触及并成功救助企业，依然是政府面临的难题。

“在美国，我觉得是犯了错误的。美国财政救济的措施太过宽泛，我觉得这些钱其实应该用在刀刃上，应该更多地关注中小企业，而不是专注于帮助大企业。大企业的生存能力要强得多，它们有很多资源可以调动，不是只能依靠政府的支持的，而且他们有好多游说势力的支持。”马斯金说。

在马斯金看来，政府救济政策的重点应该是让中小企业有更多喘息空间，因为大公司的持久力更强，除了政府之外，还可以利用其他资源，所以更有能力渡过难关。即便是生意一落千丈的航空公司，如达美或美联航，在疫情结束后依然可以通过重组继续生存下去。但如果小企业在疫情中倒闭，就是永远消失了。因此，与大型企业相比，中小型企业要重要得多。

除了以大水漫灌的方式向金融市场提供流行性，美国还采取了“直升机撒钱”——向民众直接派发现金。至于这是否会扭曲就业市场，马斯金认为，在正常情况下给失业人群直接发放现金，他们会可能就没有动力再去求职了。但目前的问题是根本就没有什么就业机会，大部分人还是希望重新就业的，但原有的岗位已经不存在了。

因此，马斯金说，在疫情当下，政府需要保障失业人群的基本生计，直到经济复苏、新的就业机会被创造出来。“到时候，我们再去考虑是不是发生了激励的扭曲。现在，在美国，你要担心这个问题还为时过早。”

马斯金补充道，“我认为，政府应该继续给予低收入人群支持，因为我们的经济还没有恢复，政府应该承诺只要经济运行远远低于正常，就应该继续去提供救济。但现在政府没有承诺这么做，这样就加剧了底层民众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