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人民币交易与研究（ID：Trading_CNY）
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全球经济的萎缩和需求的急剧下跌使得众多经济学家表达了恶性通货膨胀的担忧。
华尔街知名操盘手、Tudor投资公司的创始人保罗·都铎·琼斯称，就在2月份以来，全球通过量化宽松政策神奇地创造了3.9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6.6%）。
“我们正在见证伟大的货币通胀（GMI）——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货币扩张，与发达国家所见过的任何形式都不一样。”
BMO资产管理公司分析师Daniel Krieter也发布报告称，美联储的无限量化宽松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边际减弱，更多的是反映在资产价格上。
摩根大通前经济学家称，随着全球产出保持不变或下降，总需求大幅下降，流通中的货币数量成倍增加（通过发放救济品或普遍基本收入），各资产类别的资产价格得到央行的支撑，通胀从“温和”变为“失控”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近期全球实体经济确实与股价走高相背离，经济预估仍在下调但股价距离疫情发生前的高点仅有一步之遥。由高科技股构成的纳斯达克指数已经恢复到2019年年底的水平，欧洲斯托克600指数也从3月份的低点上涨22%，代表全球股价走势的MSCI全球综合股指也上涨了28%。
都铎·琼斯：印钞难以戒除
保罗·都铎·琼斯发文称，要寻求全球通胀的避难所，其还列举了不同资产抗击通胀的表现，在他看来，经济下滑的深度和规模使现代货币理论直接从理论进入到实践当中。
全球债务在疫情之前就已经高涨，这种货币扩张正在为额外的大量债务创造提供资金，结果是金融资产价格的上涨。大量的需求缺口将在短期内阻止商品和服务通胀上升。但长期来看，情况并非如此。
自2月底以来，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已经增长了60%，并有望在今年年底前增加一倍以上。就连两家QE新手央行也松开了印钞机。加拿大央行已经将资产负债表增加了三倍，澳大利亚储备银行让其资产负债表增加了43%。
与央行资产负债表快速扩张相对应的是货币总量的急剧增加。在上一次公布的美联储货币存量数据中，M2比一年前上涨了18.5%，这在1981年开始的周度时间序列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增长速度。到年底，M2的年增速很可能会继续提高到20%到40%之间。M2上一次以如此高的速度增长是在二战期间，当时M2的年增长率达到了近27%的峰值。
但是，光靠货币扩张还不足以产生通货膨胀，背景也非常重要。如今的经济复苏可能与全球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复苏不同。因此，在美联储大规模注入的高动力货币中，只有一小部分重新贷给了银行系统：即便在美联储随后几轮大规模资产购买之后，M2的年增长率也从未超过10%。
实际上，银行对流动性的偏好以及重建资本缓冲的需要，令货币乘数失效。尽管乘数最近开始下降，在危机中，银行对向可能资不抵债的借款人发放贷款持谨慎态度，事实上，还开始为贷款损失建立准备金。
但这一次，银行进入危机时的基础更加牢固，政策也更加明确地旨在将流动性直接交给企业和家庭，在一定程度上保护银行免受损失。这样一来，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乘数大幅下降的可能性就更小了。弥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指出：
"通货膨胀在任何地方都是一种货币现象，它是由货币数量比总产出更快的扩张所引起的。"
虽然在短期内通货膨胀和M2增长超过实际产出增长之间的关系在短期内并不确定，但在较长的时期内这一联系似乎是稳定的。历史上只有几次M2增长超过实际产出增长的速度与目前的情况相同或更快：1970-80年代和1940年代后的通货膨胀时期。
鉴于需求相对于供给的大幅收缩，未来几个月内通胀率首先回落是合理的。问题是，在经济复苏阶段的大量货币超发是否会最终刺激通胀。
要回答这个问题，要看在复苏阶段，美联储能够提供足够大的加息幅度来回收其在经济下行阶段轻易印制的货币，这种操作有多大的合理性？
目前的美联储领导层已经将在复苏阶段不惜一切代价超额完成通胀目标作为其新的货币政策框架的核心内容。如果菲利普斯曲线真的是平坦的，就需要大幅加息来控制通胀。但是，一个杠杆率较高的经济体，也是一个不能很好地消化加息的经济体。此外，鉴于央行的独立性已经受到挑战。
财政风险也有可能引发通胀。毕竟，强硬的财政政策的是20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通胀爆发的一个关键原因，当时美联储在经济复苏阶段过后，强势维持低利率，并将国债发行货币化。
另外还有其他因素。这场大疫情暴露了全球相互依存的内在脆弱性，并激化了全球贸易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当全球供应链的崩溃蔓延到商品价格时，可能会出现一个临界点，使全球化导致的二十年来的通货膨胀失调局面化为乌有。
琼斯最后称，在低利率的世界中，黄金仍然是对抗大通胀的极具吸引力的对冲工具。
BMO：实体经济受益有限 QE只会导致资产价格上涨
BMO的Daniel Krieter指出，相较于此前的QE，目前的放水对实体经济的作用越来越缓。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每增加1美元，M1供应量就增加约0.32美元，而之前阶段QE1和QE2中的货币供应量分别为0.96美元和0.74美元。
"到目前为止，扩张性政策大多导致资产价格上涨"。
理论上来说，自然利率（R*）如果大于政策利率（R）消费会成为优先选择，经济将处于扩张周期，反之则是处于收缩周期。
但在现实中，随着经济的降温，央行通过降低R以试图通过强迫R <R *刺激消费。但是商业资源并没有回到经济中。由于相对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减少，复苏的动力将减弱。
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R*将进入负值区间。美联储下调了利率，但受到了零利率上限的限制。为了进一步“降低利率”，美联储在量化宽松期间开始购买资产，并成功地刺激了消费，超额准备金的增加与M1的增加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就证明了这一点。
因为R受制于不能低于零。因此，量化宽松政策增加了旨在刺激消费的货币供应，这与降低利率的预期效果相同。从某种意义上说，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就是综合利率的降低 （和资本市场的综合增长）。
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量化宽松政策驱动的消费（R下降）和一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计划（R *上升）后不确定性的消退最终使经济摆脱衰退。但是，2008/09年的美联储的救助速度较慢。
在经历了严重的违约之后，量化宽松政策直到2008年11月下旬才宣布。直到2009年2月，以ARRA方案形式出现的财政刺激措施才到来，而实施方面又出现了额外的滞后，这进一步未能阻止违约的增加。最后，在2008/09年度，近一万亿美元财政刺激和量化宽松无疑阻止了实际违约的发生。
但是，BMO指出，没有回流到（违约高发区）的经济资源和没有降低的贷款准入门槛，避免了违约。这说明，金融危机后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并不像经济衰退的深度所显示的那样丰富。因此，经济复苏缓慢，最终促使美联储开始实施更多的量化宽松政策，试图刺激消费增长。
问题在于，量化宽松效果越来越低，金融危机后连续几次量化宽松中超额准备金与M1之间的相关性下降证明了这一点。由于量化宽松导致银行储备的直接增加，只有一小部分转化为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从而潜在地转化为消费和投资。
QE1非常有效，是使经济摆脱衰退的重要因素。QE2略低，但仍为0.735，通货膨胀率和个人消费率有所上升，证明了其有效性。然而，在第三季度，相关性下降到只有0.28美元，导致GDP增长的通货膨胀很小。从这个角度来看，量化宽松对实体经济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
当货币供应增加，但无法产生消费时（因为R仍远高于R *），则储蓄会增加。因此，金融资产的价格普遍上涨。
在风险规避时期，债券价格首先上涨，但安全资产的供应有限，尤其是当美联储购买美国国债市场的很大一部分时。因此，投资者被迫购买高风险资产。但是，只要R保持低于R *，储蓄越多，相对于实际经济活动而言，金融资产价格的机械变动就越大。
摩根大通前经济学家：意外通胀风险明显增加
根据著名金融博客ZeroHedge刊文，一位摩根大通前经济学家表示，政策制定者最后的救助手段是印钞票和制造更多的债务。如果央行不采取措施抑制通胀，那么结局是魏玛共和国的恶性通货膨胀。
随着全球产出保持不变或下降，总需求大幅下降，流通中的货币数量成倍增加，各资产类别的资产价格被央行推高，通胀从 "抑制 "到 "失控 "只是时间问题。
近期股市从2020年3月的低点回升是短暂的。除了央行的紧急流动性支持之外，经济指标没有什么根本性的改善。在美国甚至可能出现负利率的情况下，全球贸易放缓，从而减少供应量，意外通胀的风险明显增加。一旦这种情况出现，资产配置就成了关键。这位经济学家与琼斯观点一致，要寻找不相关的资产来抗击通胀。
目前全球股价指数正在纷纷偏离实体经济。最明显的是由高科技股构成的纳斯达克指数，目前已经恢复到2019年年底的水平，距疫情前最高点只差7%。欧洲斯托克600指数也从3月份的低点上涨22%，代表全球股价走势的MSCI全球综合股指也上涨了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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